文丨志象网
杜风彦算得上一位资深旅行者,2011年到2013年间,他曾骑单车穿越亚非大陆。近几年,他开始专注纪实影像,尤其钟爱非洲和印度。
春节前,杜结识一位在印度拍摄纪录片的朋友,想趁假期去参与他的项目。杜风彦原计划1月28日出发,2月20日回。因为疫情,回程航班取消,他滞留在班加罗尔。
从落地孟买,到一时兴起,决定沿着印度的马拉巴海岸摩托车旅行,最后,“幸运的”在封国两天前,抵达班加罗尔,最后困于此地。他一路见证了印度对疫情反应的巨大变化。
期间,杜多次因中国身份被旅馆拒绝入住,被警察护送乘救护车去医院做检查,上了印度的报纸,困于班加罗尔后,还做起了兼职记者。
以下是杜风彦的口述,略有删改:
在孟买,朋友让我别说来自中国
大年初四,我从北京出发。国内的气氛已经开始紧张,我戴着口罩上了飞机,乘着一趟夜间航班,于印度凌晨三点,抵达孟买。
我住进事先订好的青旅。入住时,经理问了一下中国的疫情情况,感叹了一声,没多说什么。
在等拍片的朋友回孟买的一个星期里,我到处走走逛逛,也和青旅的人熟了起来。这段时间,有人问起中国的疫情,我就告诉他们,武汉情况很严重,但中国的其他地方还好。大部分人也没有对我表现出歧视或回避。但是,大家对中国人,尤其有感冒症状的中国人,有着一种微妙的防备心理。
比如,和我同住一屋的美国小妹,知道我来自中国之后,她就戴上了口罩,后来还去药店买温度计给我测体温。确认我没有发热之后,她才放下戒心,摘了口罩。
还有一次,新来一个中国人,刚进房间就一直打喷嚏。我和同屋的爱尔兰小哥相互看了一眼,都捂紧了被子。后来,这个哥们说来自河南,我转告爱尔兰小哥,我们俩也就放松下来了。
1月31日,我去南部见朋友,就换了一个住处。但第二天回去之前住的青旅后,得知不再接受中国人入住。前台和我解释,他们收到了Booking.com发来的警告,要防范中国正在发生的新病毒,所以多人间不再接受中国人,单人间还可以。但那天,这家青旅的单人间已经住满了。
我有些着急,赶紧上网搜商务酒店,打电话确认之后住下了。
后面几天,我接了一个拍片的活,也被朋友邀请去参加了她哥哥孩子的生日聚会。但因为最近电视上一直有病毒的新闻报道,朋友担心,她的亲戚朋友会介意我的中国身份,特地在聚会前告诉我:“不要透露自己来自中国”。聚会上被朋友妈妈问到时,我就说自己来自蒙古。
拍摄完成,我的电影人朋友还没回来。于是我回到孟买中心继续等他。这次,我在Airbnb上订了一个房间。房东并不介意我来自中国,但在决定接待我之前,问了我许多问题,包括我什么时候来的印度、健康状况如何、打算住多久等。我的回答解除了她的疑虑,她表示抱歉,但也提醒我:不要和其他房客说,我来自中国。
2月6日,我终于等到了电影人朋友,开始住在他家。但当时他告诉我,拍电影没法带上我。虽然如此,但当时离我预定回程的时间还有两周,我还是不想放过在异国拍摄的机会,决定自己找点事做。
那几天,Kala Ghoda Arts Festival非常热闹。这是孟买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有着许多大型的艺术装置,每天有不同的主题,活动都在室外。我联络到了活动负责人,每天跟着他和一帮孟买小伙伴布置现场、看展览。
那时候,还没有“社交隔离”的概念,每天人都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和印度人在一起玩,我的中国身份也没有格外受关注。
2月9日,艺术节结束。第二天,我就收到了航班取消的消息。距离我来孟买已经有两周了。既然暂时回不去,不如去别的地方走走。
我去了旅游胜地果阿。
摩托车之旅开始,有人朝我喊Corona
在果阿,我住在一个沙发客主人家里,每天练瑜伽,日子过得很平静。
但我这个人素来折腾。住得太偏僻,没有交通工具可以自由行动,让我觉得不方便。某一天,我忽然蹦出了骑摩托车环游印度的想法,一下子就兴奋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我返回孟买去买摩托车。
2月20日到30日的10天里,我完成了看车、买车、改装、办证和练车的全套准备,就等着出发了。
这段时间,我在印度报纸和电视上最常看到的新闻是特朗普访问印度,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的事情。Coronavirus的新闻,只出现在国际版。
那些天,我偶尔也遇到过,有人对我喊“corona!corona!”。在我看来,他们更多是对中国人表示好奇,但不知怎么跟人接触,就用了新闻里看到的corona来打招呼,我严肃地告诉他们,这样做会让人生气,他们就不再叫了。
3月3日早6点,为了避开早高峰,我一早骑车出发。按照事先规划的行程,驶向66号公路,一路走海边看风景,用两天时间骑到果阿。
两天之后,印度本土的确诊病例上升到了27例,德里也有了确诊病例。3月6日,我驶入了果阿邦,停在阿贡达海滩一带。
6年前,我骑自行车环游印度时,曾在这里帮一群小伙伴做了冲浪节。当时的朋友开了一间冲浪学校,我就在这边逗留了一星期,到处采风拍摄。
阿贡达海滩是印度最国际化的旅游胜地之一,外国游客和印度游客大概各占一半。2月到3月正值印度的旅游旺季,但当地餐厅的老板都告诉我,今年生意不如往年,游客少了很多。最明显的例子是,3月9日和10日的洒红节,因为担心病毒传播,大型庆祝活动被取消,只有零星的聚会,我看到有游客买了彩色的粉互相涂着玩,没有了往年的节日气氛。
这一段时间,能够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印度人对病毒越发警惕起来,尤其对中国人。
我又一次被旅馆拒绝了。
在果阿住了几天之后,我想换一家旅社,特地去“实地看房”。和旅店经理问好价格、房间也看过了。但当我把行李搬过来,准备入住时,经理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是中国人吗?” 我如实回答,听到以后,经理立马就不让我住了,理由是中国人必须要警察检查过才能接待入住。我只好回到了之前的旅馆。
3月12日,印度宣布暂停所有外国签证,国际航班也开始变少。看着意大利的病例数字快速增长,在这里的欧洲朋友也在犹豫,要不要回国、如何回国。当时还出现一个传言,说果阿有一位国外来的确诊新冠肺炎,没隔离到处跑,虽然大概率是谣言,但还是很让人担心。
那个时候,我对印度的疫情预测也还是乐观的,没有想着回国,只是担心一些邦的地方管控会不会影响我继续骑车旅行。按照之前的计划,下一站应该是喀拉拉邦。但那里的朋友告诉我,外国人可能不让进邦,或者进去也要被隔离。我的眼光转向南部的大城市班加罗尔,刚好有朋友可以让我暂住。
于是,我的下一站,改到了班加罗尔。
警察陪我坐救护车
3月17日,印度确诊病例上升到114人。
这天晚上7点多,我到达坤达普纳(Kundapuna)小镇。可能是旅游不景气,好几家小旅店都关店了,我最后去了当地最大的酒店:Hotel Pravasi。
到酒店是8点左右,顺利入住,还给我便宜了500卢比。但我刚进房间,形势就变了。酒店经理和几个服务生过来敲门,个个戴着口罩。他们想表现得镇定,但又有些害怕,和我保持着距离。
经理开口了:我们收到通知,外国人没经过警察检查的一律不接待。”他要给我退钱,让我离开。
我骑行一天很累,不想再另外找地方,于是我说,“那我就等警察过来。“我要看看他们究竟要怎么样。
晚上10点钟,警察过来了。两三辆车载着五六个警察,都戴着口罩。我看到一位警察的口罩上下戴反,想告诉他正确戴法。但我稍微靠前,警察就往后退,我心想算了。
领头的过来问我旅行史,我如实回答,还展示了护照、国际健康证(有英文)。警察看着这情况,似乎没有理由把我赶走,但他们又不放心。商量之后,跟我说,“你去医院检查吧,如果检查我没有新冠病毒,就让我在这继续住。
我本来不想费事,但心想这样的事之后的旅途可能也会遇上。去检查一次,后面也好办一些。就这样,警察叫来了救护车,我就坐着印度的救护车去了医院。
医生和护士都戴着一次性医用口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防护。所有检查都完成之后,我等了半小时,拿到了一份“无covid-19症状”的证明,医生还送了我一个单层口罩。警察也拿着我的报告去复印了一份,猜想是需要给上级报告。就这样,我的检查完成了,接着又坐刚才的救护车回去。
折腾这一趟,到旅店已经过了12点。酒店外面还有两三个警察在等着,看到他们的警察同事回来,也离开了。而酒店的经理和所有服务生都在等我,他们连声对我道歉,我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取下了口罩。
露营后,上了印度报纸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餐后我就离开了酒店,前往下一站,门格洛尔(Mangalore)。晚上到达时,不意外地又被旅馆拒绝入住,理由是没房间,医院证明也不好使。懒得折腾,我干脆就找了加油站旁边的空旷处搭了帐篷。
晚上9点多的时候,一群人走过来,领头的自称是加油站业主。他问了我两个哲学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看到他手里有一袋口罩,问他说,能多给一个吗?他说不能,态度坚决。
第二天,我就看到自己上了印度新闻,照片正是加油站业主给我递口罩摆拍的那张。
3月19日,我继续骑行上路。摩托车需要加润滑油了。我找到了当地一家修车店,一进去,里面的人吓坏了,开始捂着鼻子避开我。我告诉他们,我没有Corona病毒,而且他们这样做也没有用。我们的语言交流不是完全畅通,他们还是帮我喷了油,基本上就一直捂着鼻子,一分钱也没收。
3月19日晚上,我顺利到达班加罗尔,住进了朋友的房子。这天晚上8点,总统莫迪发表了讲话,要在3月22日这一天实施“宵禁”,并且在下午5点在阳台上为医护人员鼓掌。
回想起来,3月20日这一天成为了印度疫情的分水岭,从3月20日起,疫情形势迅速变化。随着确诊病例数从几十到上百,接连翻倍,印度政府几乎每天都在宣布新的政策:3月20日,印度宣布从22日起停飞所有国内航班;随后的3月23日,印度民航局宣布3月25日起停飞所有国内航班;3月24日,莫迪总理又宣布21天的全面禁足令,禁止一切非必需活动。
3月20日这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出远门”——我和一位在班加罗尔工作的朋友约了午饭,是在一家日式料理餐厅,人不多,服务员也没有戴口罩或采取特别的防护措施。街道也还是人来人往,但明显看到街上有人戴上了口罩,偶尔也会有人避着我走。
这样的形势下,我的摩托车旅行计划自然无法持续。在“逃离”国内疫情的两个月之后,终于在印度开始了隔离生活。
朋友家是一座现代化管理的公寓小区,在封锁令下达之后只开放一个门出入,外来人员都要登记信息。门外的小商店几乎都关门了,只留下超市和药店还开着,街道上来往的人很少,只见到流浪的猫狗,整个城市安静了下来,空气都变好了,社区周围全是鸟叫虫鸣。
但我也没有完全闲下来。在朋友家隔离两星期之后,陆续有国内媒体找上门来。我也接了一些活,开始上街去,用相机记录印度在这特殊时期的故事,还第一次做了直播,获得了一些小收入。
最近的一个月,国内媒体对印度的讨论声音很多,印度给许多人留下了负面印象,而我正好在这里,通过亲身经历和体验,我能够去展示当下真实的印度,也是这次意外带给我的机遇。
目前我依然在班加罗尔,等待新一轮封锁的结束。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