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外滩画报》文:莫书莹
斯坦梅耶尔获得荷赛奖年度大奖的作品《信号》。在吉布提的海岸线上，来自索马里的打工者们举起手机，寻找来自索马里的信号，以便和亲人联系。
前面：约翰·斯坦梅耶尔（John Stanmeyer）和上文的保罗•萨洛佩克（Paul Salopek） 一起从埃塞出发，后来在中途，约翰·斯坦梅耶尔（John Stanmeyer）搭乘吉普车前往吉布提提前等保罗•萨洛佩克（Paul Salopek），在吉布提拍摄了荷赛年度大奖作品《信号》
前年 3 月的一个夜晚，摄影师约翰·斯坦梅耶尔（John Stanmeyer）与他的向导在吉布提港口随意溜达。对于这个 40 来岁的美国男人来说，虽然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来到这个位于红海边的东非港口，但周围的一切却与他在世界其他地方所见所闻大同小异——泊位、码头、大型远洋轮、集装箱、露天堆场以及库房星罗密布。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 1949 年开始逐渐成为连接非洲与世界各地贸易的主要港口，如果是白天来到这里，必然会看到各式汽车吊、门吊、叉车和拖车在邮轮、集装箱和仓库间繁忙穿梭的情景，而当夜晚降临，这里却又显露出一幅与白天截然不同的场景：长达 2 公里多的海岸线上，到处都是人，借着月光，他们捏着手机，将手臂高高举起，像是在进行着某种集体仪式。
“他们在干吗？”见多识广的摄影师禁不住问他的向导。“哦，他们在找信号，更便宜的那种。”向导见怪不怪地耸耸肩，一边解释说，原来这些高举手机到处找信号的是来自邻国索马里的公民，由于吉布提与索马里两国比邻而居，两地相差仅仅 30 到 50 公里。近年来依托着自由港的发展，吉布提的经济较好，不少索马里人都来到这里打工赚钱。因为索马里电信费比较便宜，这些索马里打工者还是保持用国内的手机，打电话时则需要来到海边，尽量把手机凑向离祖国较近的地方，好蹭到本国的信号。
巴基斯坦卡拉奇，被关在栅栏后的年轻精神疾病患者。
在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放弃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照料，而将其交给私人捐赠者照料。超过 1000 名患者住在卡拉奇拥挤的私人精神病院里，这里由当地社工负责运营。他们被关在铁门里，一些人赤身裸体，一些人经常用头去撞击黑暗的牢房的墙壁。“这个精神病院已经快要变成一个垃圾场，因为人们认为精神病人就是社会的垃圾。”精神病院一位负责人说。
一瞬间，摄影师仿佛意识到自己眼前正在展现的是怎样一个画面。“那是两种人性的交织，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移居他乡；另一方面，与其他人一样，这些新移民或许能够摆脱疆土国界的桎梏却无法背离人性中的自然渴望，无论走得再远，人们还是会寻找一切方式与所爱的人保持联系。”斯坦梅耶尔向《外滩画报》解释说。
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斯坦梅耶尔的足迹踏遍全世界超过 80 个国家和地区，而现在，对于这个站在红海边上的美国男人来说，他的心情在某种程度上与身边的这些索马里工人没什么不同。过去六周时间内，他距离家乡 21000 英里，将自己置身在一片茫茫沙漠之中，从埃塞俄比亚一路来到红海之滨，完成一个摄影系列，“我想我的家，我的浴缸，我想我的家人，上周我甚至还错过了与安娜斯塔西亚的结婚纪念日！”他在自己博客里曾这样写道。或许正是抱着这样的心境，斯坦梅耶尔举起相机，就着皎洁的月光按下一记快门。
一年后，这样一幅由摄影师即兴完成的名为《信号》作品获得一年一度世界新闻摄影奖“荷赛”大奖。“这是一张联系着许多其他故事的图片——它带来了关于科技、全球化、移民、贫困、绝望、疏远、人性等话题的广泛讨论。”大奖评委吉利恩·埃德尔斯坦如是评论。
大奖揭晓后第三天，远在美国的斯坦梅耶尔接受《外滩画报》独家专访。
就像指挥一场交响乐
事实上，《信号》的故事来源于另一个规模更为宏大的计划。
2012 年底，斯坦梅耶尔在自己位于麻省波克夏的农场里接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高级视觉编辑 Kim Hubbart 的电话，Kim 向他讲述杂志一个为期 7 年计划。杂志作者、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保罗·萨罗佩克 （Paul Salopek)计划用 7 年时间，从东非埃塞俄比亚一直到南美的智利，完成关于人类迁移轨迹的探索。作为发起人，萨罗佩克以最确切的方式为这个项目取名为“走出伊甸园”。
“这个项目本身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人类如何起源，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斯坦梅耶尔后来这样评论他在非洲之行的感悟。
“世界上，只有极少数诸如《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机构才能够组织一次这样规模的报道，这不仅仅是送人去个地方写篇文章那样简单，这牵涉包括人员调动、交通物流、通讯、后勤甚至外交支持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斯坦梅耶尔这样解释，《国家地理杂志》显然已经对计划的全部细节进行通盘考虑，现在，他们需要一个靠得住的摄影记者，Kim Hubbart 想到了斯坦梅耶尔。在此之前，这位 VII 图片库创始人已为杂志带来关于第三世界国家人道主义救援和疟疾等多个专题图片报道。
2000 年，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在雅加达的中央清真寺参加星期五礼拜。
斯坦梅耶尔与萨罗佩克是在 2013 年 1 月 22 日那天从埃塞俄比亚北部阿法地区的一个村子一同出发，开始踏上路程。两人先是一起走了两天，而在之后的六周时间内基本上都是若即若离。萨罗佩克选择带着两头骆驼徒步，而因为要负载更多的器材，斯坦梅耶尔则乘坐越野车，他们一路上通过卫星电话保持联系，不过两人基本上都是在各干各的。作为一名老资格摄影记者，这是斯坦梅耶尔喜欢的工作方式，独立而自由，“这不是一个关于保罗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人类迁徙的故事，我需要讲述自己看到的那个版本。”
《国家地理杂志》给了斯坦梅耶尔足够的自由，在行前的几次沟通会上，Kim Hubbart 只是与他协商预计会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应对之策，却从未涉及关于这次任务的策划主题，“他们扔给我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活，走在路上随便拍，工人、孩子、牧民、食物、动物、沙漠风暴……没有任何主题限制，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听上不错吧？是的，却又不是！”他这样评论说，这种没有任何主题而看似有任何可能的项目，最有可能被无尽的可能所淹没。
斯坦梅耶尔喜欢将自己做的每一个专题比作“指挥一场交响乐”，“想象一下，当你捏着一张完全空白的乐谱站在台上，面对琳琅满目的乐器，以及上百万的观众不知道从何开始。”他这样描述自己非洲之行的最初几天。即便是如此老资格，他也感到了这个拍摄计划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像我之前拍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变迁、巨变中的上海或是新奥良狂欢节，在非洲我们更多时候是在向前所未有的极限挑战。”他记得出发之前同事送给自己的话，“永远都要为那些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做准备。”
显然，没有预料到的事故比想象中更多。在旅途中，斯坦梅耶尔总共开坏了三辆越野车，被非洲各地的通关文件折腾得死去活来，走到半程甚至还被《国家地理杂志》临时加派任务，以及无数大小技术故障，“做这种事情，99%的精力都花费在解决问题上，1%用来拍照。”他这样感慨。
在所有预期的困难中，最令他感慨的则是关于水的问题。在遥远的东非，洗澡这件事情堪称奢侈，以至于来自西方世界的摄影师在旅途中写了一篇长博客来想念他的浴缸。
斯坦梅耶尔拍摄在阿法沙漠，男女老少聚集起来，站在干涸的土地上祈雨，这已经成了当地一道常见的风景线。由于气候变迁，这个地区已经有长达数十年没有雨水，在东非沙漠，水已经成了最为珍贵和日益稀少的资源，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牧民赶着骆驼的身影，而斯坦梅耶尔镜头里记录下的这些影像越来越不常见了。即便是像在阿瓦什河流域，当地政府已决定筑坝将河流截断以作为一个变沙漠为甘蔗产地的项目。延续千年的原始牧民生活被打破，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而这种极端干旱的气候又给迁徙中的人群带来更多的危险，不少人在穿越茫茫沙漠时因为严重脱水或其他原因死去。在距离吉布提城不远的沙漠中，斯坦梅耶尔拍摄到一个终于在一片焦黑的火山岩中体力不支而倒下的身影。“这种场景在迁徙的途中比比皆是，连绵不绝的沙漠中，坟场一个接着一个，只有那些最强健体魄的人才能够通过大自然的终极考验。”他在图片说明中这样写道。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幸免于难的幸运儿来说，他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在吉布提城中市场里，摄影师看到来自各地的长途汽车将整个场地包围得水泄不通，巴士运来一车又一车新移民，他们有的将成为这个 50 万人口城市中新居民，有的则只是稍作停留继续赶路。在吉布提港口码头，疲惫不堪的旅人等待亲属付钱给蛇头，好让他们在某班轮渡上谋一个位置，前往更加未知的新大陆……
“走出伊甸园”项目路线图。
同样在吉布提港口码头，白天看上去与世界各地别的港口没什么不同，一样蓝天白云，繁忙有序，微小的区别是，海岸警卫队队员们习惯地靠在他们的旧款 AK47 边上聊天。巨大的东非第一港口蜿蜒曲折十数公里，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地形宛如一个巨型漏斗，通过这个巨型漏斗，每天有数不清来自世界各地的物资从这里流向非洲大陆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的非洲劳工也从这里走向世界，就像他们的先辈几千年里做的一样。在非洲的沙漠里，牧民习惯将这些走向新大陆的难民和劳工移民统称为“哈海”，就是“风中的人”的意思。斯坦梅耶尔在沙漠中拍摄到一棵挂满各种塑料袋的金合欢花树，这些塑料袋以及其他各种垃圾成了“哈海”们行走在路途中的痕迹。
在这里斯坦梅耶尔与萨洛佩克短暂相会然后挥别，前者的旅程暂告一段落，后者则将在此地登船前往沙特继续追踪非洲移民们走向世界的脚步。他们共同走过的这段非洲行将分别刊登在三期《国家地理杂志》上，除了已经刊发使斯坦梅耶尔荣获荷赛大奖的报道外，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将于今年 6 月以及 12 月刊发。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毛拉将吸毒者们用铁链拴在清真寺的墙上，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从时尚摄影到纪实摄影
接获荷赛大奖消息的时候，斯坦梅耶尔正在位于麻省的农场里，与家人一起。没有人特别为奖项的到来进行额外庆祝。对摄影师本人来说，与以往一样，他即将迎来的是又一个忙碌的工作周。“我不认为这个奖对我个人生活，或职业影像生涯带来任何影响，相比于大奖，我更感激大家对于纪实摄影本身的兴趣，这同样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摄影，不是获奖。”这位已囊获罗伯特·卡帕奖、荷赛大奖等多个国际奖项的职业摄影师这样说道。
而当我们谈论起《信号》这张作品时，他则评论说，不应由他来说这张照片是否当得起“非洲移民”系列最具代表性或是最震撼的一张，作为作者，斯坦梅耶尔宁愿将这个机会留给观众。“他们是否能够从一幅作品中有所感悟，能够读懂照片背后的故事，如果我的作品能够使他们产生共鸣，那么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2001 年 10 月 9 日，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反美示威游行者在清真寺外的集会中烧毁了美国总统布什的雕像。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功的职业摄影师一样，斯坦梅耶尔的职业生涯起步很早。大约是在二十年前，他从加州起步，为当时隶属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旗下的《坦帕论坛报》工作，周游世界进行专题拍摄。而事实上，斯坦梅耶尔的职业生涯其实早在坦帕之前就开始了，他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时尚摄影师，时常出没于欧洲的各种时髦地标，为诸如《芭莎》等时尚杂志拍摄，偶尔兼职采访一下安迪·沃霍尔这样的名流，俨然时尚界精英。提到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这位艺术学院毕业生这样解释：“那是一个前超模时代，所有人都向往耍酷，我在艺术院校读传媒专业，但所有的考试全部不及格。”
在光怪陆离的时尚圈工作了几年后，这个 20 岁出头的美国年轻人突然意识到时髦的米兰并不是自己一生追求的职业方向，“那大概是 1983 或者 1984 年的事情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就是给别人洗脑，让他们以为穿什么衣服就能成为什么人。就好像是做家具，我发觉自己正努力用钉子和锤子砸出一个自己根本不想要的东西。”
从印度阿姆利则开往 Kadiha 的列车里，超过 200 名乘客试图挤进三等车的同一节车厢，以至于车厢里拥挤不堪。
斯坦梅耶尔离开了米兰，他在马德里遇到一群和平团志愿者，这群人刚刚从海地归来。1990 年代初，这个位于加勒比海中的岛国正刚刚进入后军政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暴力冲突时有发生，斯坦梅耶尔为和平团的所见所闻感到震惊，“很难相信，这些事情就发生在距离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编注：指美国）家门口不到 90 英里的地方！”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于是收拾行囊开赴海地。在那里，斯坦梅耶尔完成作为从摄影师到摄影记者的职业蜕变。
海地之后，斯坦梅耶尔回到家乡佛罗里达，他在《坦帕论坛报》为自己谋了个职位，并继续学习成为纪实摄影记者所需要的一切技巧——当时编辑部多数摄影记者都对“扫街”的工作不屑一顾，而斯坦梅耶尔则乐此不彼。他自愿跑到各种集会场合，捕捉各式人物、事件、场景，学习用摄影镜头讲述故事的一切技巧。“所谓的秘诀就是，当你拍得够多，照相机就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或许根本不会发觉到它的存在，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地一次又一次按动快门，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些你一直想要的图片。”他这样形容自己在工作中的状态。
泰国清迈，一个男孩站在母亲的棺材前，对眼前的一切还不能理解。他的父亲经常出入妓院，最终将致命的艾滋病传染给了他的母亲。
在《坦帕论坛报》，斯坦梅耶尔遇到了未来的妻子，作家安娜斯塔西亚。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很快走到一起，他们用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跑到诸如苏丹、达尔富尔这样的地方去从事新闻工作。“是的，我们常常存一年的钱，然后跑到那些地方去带回来故事，然后卖给新闻机构，有的时候稿费所得甚至无法与旅行支出相抵，但我们不在乎！每当看到我们的那些故事出现在报纸越来越重要的版面，照片成为跨版、封面、加页，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
斯坦梅耶尔的作品得到业内广泛认可，作为摄影师，他关心的话题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包括贫困、食品安全、气候变化、水资源和健康议题等。“总的来说，我所关心的议题多数与所有人生活息息相关，它们能够引发足够共鸣，让人思考。”他这样解释。在斯坦梅耶尔的个人官方网站上，我们看到属于他个人的项目确实可以体现出作者在选题方面的审美趋向。他曾花费 8 年时间拍摄艾滋病在亚洲的蔓延，在他的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缅甸的一家人为死于艾滋病的父亲举行丧礼，新德里的乞丐在寺庙门口等待那些做完佛事的富人出来布施，一个遭到疟疾肆虐的印度家庭的生活……
说到完成这些图片的秘诀，斯坦梅耶尔认为最关键的是足够耐心，“当你像一个闯入者一样进入一个家庭，刚开始多少会让人感到不适，有的时候你需要默默等待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什么也不干，就是观察，交流，等待，然后他们慢慢放下戒心，又回到日常生活中去时，你的工作就开始了。”
约翰·斯坦梅耶尔(摄影/Konstantin Stanmeyer)。
另一方面，作为包括《时代》、《华盛顿邮报》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一流新闻刊物主要供稿者以及 VII 图片库的创始人，斯坦梅耶尔也时常会前往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苦、最危险之地进行与战争、暴力冲突、疾病蔓延等相关主题的拍摄任务。每当看到那些流血和死亡，除了庆幸自己又活了一天之外，支持他继续下去的是希望下一张照片能够成为惨剧的转折点，“这听上去有点天真，但我需要一些信念才能继续下去，先是为了信念，然后才是完成任务。”他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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